韩德彩：从放牛娃到空战英雄
儒 子
空战英雄韩德彩
时势造英雄。
今天讲述的是：一位从放牛娃到空战英雄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叫韩德彩。
1.16岁的韩德彩参加了解放军
韩德彩，1933年出生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凤阳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有一首民歌唱到：“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韩德彩小时候生活非常艰难，全家都挣扎在饥饿边缘。为了生存，他放过牛，扛过活，也讨过饭。1949年2月，他所在的村子被解放军解放。年仅16岁的韩德彩加入了解放军。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在当时我军队伍中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
2.成为一名稚气未脱的飞行员
大规模喷气式战斗机空战出现以来最年轻的“王牌飞行员”韩德彩
1950年7月，连长、指导员见韩德彩机灵能干就推荐他到空军去学习飞行。先到空军长春预科部队补习文化，后转到济南第5航空学校学习。在航空理论学习中，文化底子很薄的韩德彩拼了命的学习，考试得了4分。当教员宣布得了4分以上的可以参加飞行训练时，韩德彩躲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一位从国民党军队留用下来参加到解放军空军当教员的老兵，见到这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学员通过自己的讲授取得良好成绩，感到无比自豪。此后在教员的带教下，韩德彩完成了苏制雅克-18、雅克-11等型号教练机的学习飞行任务，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
1951年7月1日，韩德彩被分配到了沈阳东塔机场空15师43团1大队任飞行员。
这个从小拉着妈妈的衣襟逃荒，听着流浪艺人打花鼓度过辛酸童年的小伙子，在战火中成长，逐渐成熟长大起来。
他天天蹦蹦跳跳的，咧着嘴唱：“嗨啦啦，嗨啦啦......”，同志们都喜欢这个小开心果，可有的时候也被他搅得够呛。累了一天大伙睡得正香，他嚷了一嗓子：“起床了，天亮啦！”把大家都吵醒了。大队长有手表，一看，吼起来：“小不点，你咋唬啥？才两点！”
韩德彩不好意思了，披着棉衣推开门一看，咳！是月光......
过年了，没脱孩子气的韩德彩买了一挂鞭炮，一个人跑到山顶上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想打仗都想疯了，天上开不了炮，就在地上整出点动静来过过瘾。
3.遇上一位好苏联师傅
韩德彩被分配到空15师的第3天上午就开始改装飞苏制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可到了下午，团长就宣布直接改装米格-15战斗机。
当时，米格-15战斗机已经到了公主岭机场，由苏联教官在飞机旁，讲授米格-15战斗机的性能、特点，以及操作使用和特殊情况处置要领等。
这把韩德彩高兴坏了，他第一眼看见米格-15，就喜欢上了，觉得歼敌立功的机会更大了。他的教官扎布拉基夫是俄罗斯人，韩德彩在他的《我走过的路》一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师傅的：
他，黑黑的皮肤，1米8的高个子，是苏联部队的中队长，卫国战争时期的空中英雄，佩戴着上尉军衔，苏联朋友称他“老大尉”。扎布拉基夫是个抗上的人物，对上司顶得厉害，可对同事、地勤、司机还有学员关系都很融洽，一提扎布拉基夫，苏联同志都竖大拇指称“哈拉绍（好）。”
在飞行训练上，扎布拉基夫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大胆，他要怎么飞就怎么飞，不高兴扭头就走，爱谁谁都不理。韩德彩觉得这个师傅大胆泼辣的训练方法和敢做敢当的性格很合自己的脾气。扎布拉基夫带飞教学的路子也怪，飞的好的时候，他没有话，飞的不好，也免不了被骂个狗血淋头。韩德彩由扎布拉基夫带飞的第一个飞行科目是特技和螺旋，教官既不说话，也不动手，让他就按照预先准备的计划自己飞。韩德彩起飞后进入1号空域，高度4000米，做了一个左大坡度盘旋，一个左半滚倒转，右上升转弯，又做了一个右半滚倒转，筋斗和半筋斗。最后，韩德彩调整飞机速度左右各做一个螺旋，刚改出螺旋，教官就按机内通话说：“韩德彩，打毛依（返航）！”韩德彩回答：“明白！”操纵飞机对正跑道着陆。
落地后，教官讲评：“飞得不错，明天再飞两个起落就放单飞。”韩德彩高兴，心里美！可苏联飞行团长看着韩德彩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还是不放心，可又知道“老大慰”的脾气，他说了的还真没辙。就说：“那好吧，我检查带飞一下再单飞。”这回教官扎布拉基夫也没有抗上，连说了几个“好”字。
团长坐在后舱，也不动杆不说话，韩德彩按自己的准备，加油门，起飞，连续飞了两个起落，滑回加油线停了车。下飞机后向苏军团长敬礼，团长对扎布拉基夫说“哈拉绍，冒会纳，三麻斯达亚机（好，不错，可以放单飞）。”
师傅也很高兴，揽着这个中国小兄弟说：“走，单飞去！”
第5个飞行日，教官扎布拉基夫驾驶米格-15带韩德彩飞双机编队。双机起飞后，韩德彩见教官收起落架，自己也收起落架；教官向左压坡度，他也向左压坡度。空中编队当然间隔越小越好。但按当时韩德彩的技术只能编50×50的规定队形。教官见双机队形整齐，很满意地说：“韩德彩，哈拉绍，哈拉绍，（好得很！）”
师傅一高兴就做了一个45度水平改弯，又做了一个60度的盘旋。韩德彩把精力全集中在长机身上，连眼睛也不敢眨一下。他的头上开始冒汗，虽然紧张但他还是基本保持了队形。“期我（怎么样？）”耳机里传来了师傅的问话，他马上回答：“哈拉绍（还好！）”
飞机落地后，韩德彩全身都湿透了。在场的苏军地勤用两只手做出编队的姿势，连声说：“韩德彩，哈拉绍！”韩德彩觉得跟扎布拉基夫学习对自己有很大的提高和帮助，他很崇拜这个苏联师傅。可令他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说上两句感谢的话，老师就不辞而别，据说他的部队到安东打仗去了，以后就失去联系了。韩德彩后来回忆说：“扎布拉基夫教官的高大形像永远地记忆在我的心中，他是我做人，做一个飞行员的偶像，几十年来也未忘记过他。”
4.他还遇到了舍身忘己的机械师
一次战斗值班，韩德彩和飞行员们在座舱里开着无线电，等待起飞命令。
突然，机械师孙雄大叫：“F-86”，韩德彩摘下飞行帽一听，可不是嘛！F-86有一种“昂昂”的怪叫声。一会儿，一架F-86从山沟里蹿出来，对着停机坪扫射。
“孙雄，快到下面去，敌人开炮很危险的。”韩德彩要把他的机械师推下去。可孙雄比他的手还快，把座舱盖往前一推关上了，还往上一趴，用身体掩护韩德彩。急得在座舱里的韩德彩一点办法也没有。
F-86的炮弹打在了机头前不到20米的跑道上，弹片乱飞，万幸没有打到机身上。
事后，韩德彩对机械师发火：“你不应该这么做，不该做无谓的牺牲！”孙雄却说：“怎么是无谓的呢，你比我重要。要死，咱们一起死，怕什么！”
韩德彩和孙雄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刚见面的时候，孙雄见韩德彩没有手表很不方便，便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韩德彩戴上。那年月戴手表很金贵，还是件有点奢侈的事，韩德彩推辞说：“我不能要，万一打仗牺牲了，不是白瞎了......”孙雄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连说：“呸！呸！不吉利，我相信你一定能多打敌机当英雄！”
多年后，韩德彩回忆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战友情深深似海！”
5.观战时的那份憋屈
刚入朝那会儿，“空联司”刘震司令员给空15师的任务是观战。刘司令说：“现在咱们不像开战初期，不会打拎着脑袋也得上去打。我们空军还很弱小，是拼不得的。你们的任务就是看，先看老大哥部队打，体会空战战术技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为日后打漂亮仗做好准备。”道理当然对，可让这帮血气方刚的飞行员接受可不容易。
1952年2月19日，是空15师第一次升空作战，韩德彩第一个发现两架F-84敌机，急忙报告，副团长的僚机张祖明也发现了，但带队长机没有发现。只好随编队返航。“空联司”首长认为第一次到战区试航，能发现敌机就是好的开端。
1952年的3月初，在张贺荣副团长的率领下，20架米格机飞到新义州东北朔州上空巡逻，发现有一大群F-86拉着白烟，像一片白云正在右转弯，把尾巴丢给了米格机，是进攻的绝佳机会，杨副团长下令：投掉副油箱向敌人攻击。
“泰山，泰山，802发现敌机群，请求攻击！”
“802，返航！”
“泰山。你说什么？”
“802，返航！802，返航！”
指令很明确，军令如山。20架米格-15落地后，飞行员们一声不吭地回到休息室。实在憋不住的飞行员冒了一句：“这样的仗都不让打还打什么仗？光让看，不让打，还不如回家算啦！”
空勤灶的朱师傅来送饭，一进休息室见大家都躺着，喊吃饭也没一个人动，心想：呀，这是咋地啦 ？
不一会，刘师长和崔政委来了。师长说：“闹情绪啦？连饭都不吃了？那就请老崔讲完话再吃吧。”
崔政委笑着说：“空联司首长估计大家会有意见，看来意见还不小啊，气得连饭都不吃了。空联司首长说，仗是有同志们打的，但不能急。今天上午敌我力量太过悬殊，敌人是近50架F-86，超过我们一倍多，能和敌人硬拼吗？还是要先从小机群、小速度的飞机开始。”
6.一仗打掉两架敌机
韩德彩与米格-15的合影，如今珍藏在部队的军史
抗美援朝空战初期，韩德彩所在的空15师43团多次出战，均未打下敌机。
1952年3月24日，韩德彩作为张牛科的僚机，随该团8架米格-15飞机起飞迎战，在清川江上空与8架美F-80遭遇。空中指挥员是副团长杨贺荣。
据韩德彩《我走过的路》中记述：
“我前面的3架飞机已经向敌机攻击了，掩护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当我快要赶上我的长机，距离还有七八百米的时候，我本能地向两侧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突然发现我们攻击的是前面4架，右下方还有4架敌机，正抬头来向我们的3架长机攻击！我一看情况紧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似乎是报告的时间都没有了，急忙右转60度左右，把机头对准敌机的前面，按下炮弹按钮，3炮齐射，炮弹的火光从敌机头的前方划过去。
我的目标是赶跑敌人。我再回过头来向左看我们的长机，哪里还能看得到呢？我右转出来时，和长机六七十度交叉向不同的方向飞行，这时飞行速度每小时1000公里，早不知道飞出多远，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立刻报告长机：814，我看不到你啦！
这时无线电里很乱，说话的很多，杨贺荣副团长的4机也发现了敌人，根据攻击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杨副团长在我们前面，我们4机右转攻击后，就分开了。我们李副大队长他们攻击的是前面4架，我看的很清楚，在我们前面还有4架敌机，这说明敌机不是8架，而是12架或更多。我报告了，至于张牛科能不能听到，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地面指挥所告诉我们说就这一批，发现后坚决打，明确的很，我就决定打这4架。尽管敌人总是想办法逃，由于我一个人打敌人4个，所以，既要找机会攻击敌人，又要防备敌人打我。这是单机作战的弊病，能攻击敌人，就没有办法掩护自己。敌机发现我在攻击他们，就做双机交叉转弯来摆脱。我采取敌机交叉转弯时我就拉起，占好位看着，等到敌人集合起来，我就下去攻击。敌人因为胆怯，协同就出了毛病，有时3架飞机向一边，1架飞机向另一边交叉转弯，反正是敌人分开我就拉起来占位，敌人集中起来，我就下去攻击，这样反复多次，我和敌人离得最近时，距离不到100米，敌人扭头向后看我，我都看的很清楚。如此三番，我们从海里又转到陆地上。
敌人刚接近陆地，就集中起来，编队右转，我迅速地下去瞄准前面的一架刚要射击，敌机突然反过来向左转，我也反过来用力拉杆，把瞄准具光环拉到最前面一架的机头前，缩光环距离约400米，按下火炮按钮，3炮齐射，一下子把敌机左边的机翼打断了，冒着白烟，打着滚向海边掉下去啦！
我看到敌机被我打掉啦，那种高兴劲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打下第一架敌机后，我的精神状态要比才投入战斗时轻松多啦。我追前面3架，是毫无问题的，在追击的同时，也有精力向别处看了，想看看我们其他同志在什么位置。我看到在我右前上方高600米以内，距离1000米左右，我们的一架飞机正追着一架敌机瞄准，他们之间距离600米以内，正是我们炮火的有效射程。敌机做左右‘S’形转弯摆脱，同时，我们那架飞机后面也有一架敌机，距离也有600米以内，正瞄准我们的飞机！领导上再三讲，援助战友比打掉敌机更光荣，我毫不犹豫地放开了我可以到手的攻击目标，拉起机头对向右前方的敌机就打了几炮。敌机非常听话，立即向右转了60-70度改平，正好给了我尾后攻击的位置，距离约600米左右，如果当时我开炮也可以，但我想靠近些打它个空中开花才过瘾。
靠近距离的同时，我想起了苏联英雄阔日杜布《为祖国服务》中的一句话‘一个飞行员在空战中，不仅要能勇敢地消灭敌人，而且能善于保存自己。’我出于本能地向后看了一眼，这一看，吓我一跳，一架F-80正在向我攻击，距离很近，多说也就100米，大大的机头，座舱边画得像女人一样的画像我都看到了。情况十分危急！我迅速向左压了70-80大坡度，用力蹬右舵，向后拉杆，使飞机既向右又向上，做了一个右上升侧滑。这个动作过去从来没做过，完全是集中生智吧，目的是避免敌人的炮弹。我做这个规避动作的同时，敌人就向我开炮了，密集的炮弹像火箭一样，一大片一大片地从我的座舱上面飞过去，同时，感到我的飞机像被撞了一样震动了一下，我知道我的飞机被敌人打中了。因为我做上升侧滑是减速动作，敌机还未反应过来，就从我的左翼下方冲到我的前面。我左右晃晃驾驶杆，左右蹬蹬舵，杆、舵都是好的，我又拨转机头对向敌人。我心想：你这个混蛋要打我，我看你往哪里逃？也叫你尝尝我的火炮的味道！
敌机冲到了我的前面，他也知道情况不妙，来了个70-80度的俯冲角向海里俯冲。我看到海水翻着浪花，知道我的飞行高度并不高，这么大的俯冲角向下俯冲，用不了几秒就钻到海里去了。我也知道敌人飞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些老家伙，技术比我高，F-80飞机的操纵性能也比米格-15好，我不能跟着他俯冲，否则我会掉海里。
我在他的后面以小的下滑角隐蔽地跟着，等着他拉起来我再靠上去开炮，叫他下海去喂王八。他要是自己钻海里，我倒节省了我的炮弹。可那家伙有经验当然不愿意钻到海里去，俯冲一会儿又拉起来了。我迅速靠上距离，在敌飞行员很难看到的后边隐蔽着。这时我们的机头方向是大连和庄河之间，敌人要回南朝鲜还要左转60-70度才行。我攻击的角度是0.4，这样敌机的被弹面很小，我想敌机要能左转就好了。这个家伙可能命该如此，我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果然压了50度左右的坡度，又是上升转弯，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射击条件。我在300米左右的距离，1.4的进入角，按下射击按钮，来了个三炮齐射。我看着炮弹都打在敌人机身和机翼的结合部，敌人的飞机顿时爆炸成碎片，掉进大海，我也报了一炮之仇。”
韩德彩一仗打掉两架敌机，首开了43团击落敌机的记录。
7.再出征，又击落击伤三架敌机
韩德彩与战友分析战况
1952年5月17日，空15师结束第一阶段实战锻练。后撤休整期间，43团换装米格-15比斯飞机，相对地，它的整体性能有所提高。1952年底，43团再次随空15师进行第二阶段抗美援朝作战。
韩德彩又击落了第三架美机。他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
反应当时空战的美术作品
“1953年1月26日，43团16机奉命起飞，直飞价川后迅速地转回来。我们是第一中队，高度10000米，改平不久就发现4架F-86敌机，高度比我们的稍低一点，也正在右转弯。敌人并未发现我们，正好转到我们的机头下方，我的长机张牛科叫：‘小韩，我拉起来，你打！’我非常迅速地瞄准敌人最后一架，距离500米左右三炮齐射，只见炮弹的火光把敌机包了起来，像节日放的烟火一样。一架敌机中弹掉下去了，其它3架掉头便跑。我们也返航了。”
韩德彩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了击落第四架敌机的经过：
这场战争，为新中国培育了一支现代化军种—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英无谓、敢打敢拚，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空中英雄。其中的韩德彩将军，这个放牛娃出生的英雄，在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为新中国空军战史添加了浓彩重墨，而让我们后人所敬。
“1953年3月26日，43团12架飞机奉命起飞，从辑安起飞右转进入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向鸭绿江和铁山半岛之间飞行，执行作战任务。李贵春大队长、都基恩、曹锐先副大队长和我一个中队，编成右梯队，李贵春、都基恩的双机在左边，曹锐先和我的双机在右边，高度10000米，航向160度左右飞行。太阳在飞机的左上方，很刺眼，我们向前面看非常困难。鸭绿江西岸是晴天，东则被白云覆盖着，而且越向远看，云越高。离云层还有一段距离，我们飞过拉古哨水库，就发现在编队的左前方有两架F-86和我们平行飞行，距离在3000米以内，高度比我们低500米左右，可是在云边上还有很多敌机，分辨不出多少架。离我们最近的两架是所谓的‘鱼耳’，我们如果攻击，它就会向左转，把我们引入敌人的狼窝里去，使我们腹背受敌。这就是敌人摆出‘鱼耳’战术的目的。
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加大油门一直向前飞。又发现在我们右前方有两架敌机，高度比我们稍低一点，速度比我们小，正在做着‘S’飞行，距离也在3000米左右，这也是所谓‘鱼耳’，但靠右边敌机的距离比较远。我是4号机，在梯队最右边，离这两架敌机最近。我认为可以打，就请求攻击这两架，打敌人的‘鱼耳’。大队长李春贵说：‘等一下。’我们继续向前飞，等到我们和敌机多的区域平行时，大队长命令曹锐先和我攻击右边两架，他和都基恩保持直接监视敌人，掩护我们。曹锐先和我右转30度左右对向敌机，一右转，我的位置在曹前面一点，曹要我打敌人僚机，他打长机。他的命令正合我想法。为了防止敌人向左做下滑转弯逃跑，我推了点机头，下降高度比敌机低一些，又增加了速度，很快地接近了敌人。敌人发觉了，急忙向左压左坡度向左转弯逃跑，想把我引向他的大机群，这是我早料到的。我便在距离敌机800米以外，向敌机前面打了一阵炮。我本想迫使敌机不要转弯改平飞，这样他这个‘鱼耳’就没啥用处了。哪知道，敌人一看到我的炮弹，拉起机头做个左上升转弯。我心头一喜，哈，这他可是找死啦！F-86飞机在高空向上的性能比我们的米格-15比斯要差。抓住敌人这一错误动作，我立刻切半径跟踪，按下炮钮，一直打到距离不到200米，将其击落，看着它拉着浓烟，掉到鸭绿江口外的海里去了。”
韩德彩在《我走过的路》中记述了击伤第五架敌机的经过是这样描述的：
1953年7月19日，43团8机奉命起飞。“我与李春贵、都基恩、李居航是第二个四机。起飞后左转集合，飞到安东上空，没有发现敌人，地面指挥员命令我们左转，沿鸭绿江向上，过拉古稍水电站后，再左转返航。转过来后，我在李居航的右侧距离不大，高度2000米以下。敌F-86两架，从我和李春贵大队长的中间，向李春贵双机发动了攻击。敌人从哪里来的？我没看到。我发现时，敌机基本上与我是平行稍微靠后些，只是敌人高度比我低，按当时的空中态势，敌人也没有发现我和李居航同志，如果看到了我和李居航双机，按理应该攻击我们，因我们离敌人近。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报告大队长，同时向右扩大间隔，再向左转反击敌人。由于敌机速度大于我，我向右扩展间隔的动作量大了，转过来到敌人后面，距离就远了，在800米以外，超过了我们炮火的有效射程。当时我的发动机油门已在最大位置，也缩小不了距离，急得我没办法。眼看着敌人要向都基恩开炮了，我只好抬高瞄准点，向敌人前面开炮，想先发制人把敌机打下来，但是，只打伤了它。敌机像个受伤的野狼，摇摇晃晃地逃跑了。”
8.打下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
28岁时的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在抗美援朝空战的后期，美远东空军的作战飞机已经超过了1500架，其中最先进的F-86达320多架。为了拦截志愿军空军对其轰炸机的攻击，他们在加大护航力度的同时，还特别从第5航空队挑选了一批飞过一两千小时的王牌飞行员，组成“猎航组”，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隐藏在万米高空或潜伏在志愿军机场附近山区的低空乘志愿军空军飞机在起飞或者着陆时速度减小，高度降低，无法实施机动飞行的间隙，实施偷袭。已有好几支部队吃过这批“空中小偷”的亏。
志愿军空军采取了很多战术反制美军的游猎组。再后来，因为美军吃了很多亏，这些东西不行了，就变成利用F-86的优势主动侵犯。F-86飞机油箱大，留空时间长，敌机见我机去迎击，转过头来就飞走了。我机跟吧，跟远了不行，油量不够，只有回来。我机一回来，敌人又调头回来打。这时，空战经常是沿着鸭绿江的东侧打。
鸭绿江东侧，离丹东南边的大东沟机场、浪头机场、大虎山机场、葛家坝机场、大埔机场，加上凤凰城还有一个土跑道机场很近。这样，美军抽了很多战术技术水平很高，又有一定作战经验的飞行员，编成双机、四机，飞到我军机场附近，从高空一个变轨下来，在我军机场边上，打着落、起飞的飞机。
这就造成我军比较被动，因为飞机作战既要高度，又要速度。我军着陆时，既没有高度，也没有速度，那就很危险。后来，我们就研究了很多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一是采取机场之间的互相掩护的办法，大机群起飞的时候，先起飞几架，升空巡视一下，敌人如果没有来，然后再大机群起飞；二是从机场紧急起飞，起飞之后，不上升高度，从山沟里钻出去。向南起飞，转到凤凰山以南，然后拉起来，回过头来到机场作掩护；三是作战形式调整，从战区回来的飞机，有队形比较完整，油量又比较多的，就叫它在空中直接掩护其它部队着陆。
“佩刀”式F-86战机
韩德彩击落美军“双料王牌”费席尔的空战，就是打破美军游猎组战术的成功战例。
在美国空军里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为“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先后击落过10多架飞机，所以，他被称为“双料王牌飞行员”。
下面是韩德彩描述这场空战的自述：
1953年4月7日，43团12架米格-15比斯，由副团长带队奉命起飞，任务是高度10000米，从辑安进入朝鲜，右转沿鸭绿江东侧，向鸭绿江口搜索，寻机作战。李贵春、都基恩、张牛科和我，我们是第三个四机，天色较晚，西边有云，北边和东边是晴天，起飞后向南，后向右转弯，朝西北方向飞行，5000米就进入云层了。这样大的机群进云层很危险。出云的时候再找前面两个中队，找不到也看不到了，到底是前两个中队在前面还是我们在前面都不清楚。
然后就朝出航方向转，当天的作战任务，是从鸭绿江右转，到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往鸭绿江口和半岛飞。若看到敌机就打，没有敌机就回来。到了鸭绿江一转弯就报告了，说现在出航。地面问，你们还有几个飞机在一起？答有4个，地面指挥说，你们4个回来吧。其实，我们前面两个中队都发现敌人了，我们当时既没有看到自己的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按地面指挥员的要求，我们就对着自己的机场飞，这边没有云，到了宽甸，离大埔机场还有50多公里的地方，高度在6000米，地面指挥员告诉，你们回来掩护机场！一听掩护机场，估计可能有情况，感觉又有仗打了，我们又来劲了，便飞到机场上空。
大埔机场，南头是一座山，山那边雷达探测不到，机场西北边是一个大山坳，雷达也看不到。那时候雷达性能比较差，加上遮蔽，就更看不到，有时候能够听到敌人飞机响，但是看不到飞机在什么地方。F-86发动机的声音与米格-15不一样。
我们正在转圈的时候，在机场西北方向，二大队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有两架敌机跟着他，他转不了弯，再向西边飞，就回不来了，油就没有了。所以，指挥员就命令我们大队长说，你派两架飞机去打。我们大队长就带着他的僚机都基恩去了。机场剩下我和张牛科两个，僚机和长机间隔距离比较大，起码2000米距离，主要是掩护地面。又转了几圈，跑到机场的西边，到西边后坡度一改平。我就对张说回去吧，油快没了。我这么一报告，塔台、指挥所都是同一个频道，就告诉说，你们回来吧，现在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和长机就放下减速板，从高度3000米迅速下降到400米，大概离山头只有100多米吧，这时我与长机间隔距离约400到600米。当我们改平与跑道平行时，地面指挥员突然喊道：“拉起来，拉起来，敌人要向你开炮啦，快拉起来！”话还没说完，敌人的炮就响了，张牛科飞机发动机上冒了一股烟，我一看，坏了，长机被打中了那是炮弹打到发动机里去了。我喊长机说：“不行你就快跳伞！”因为越往前飞山越高。顽强的张牛科不肯跳伞，向左拉上升急转。敌人咬住不放。我跟过来以后，我们3个就形成半圆弧，三个距离加起来也就是5000米左右。我还没有来的及开炮，敌人就大坡度下冲，想摆脱我，我一看在这个高度上做这样大动作量的下滑，容易撞山。我看了以后没下去，向上拉拉，再拉拉，增加高度，因为高度就是速度啊。我做的是摆脱动作，不叫你攻击就行了。我马上把飞机翻过来向左，我高度就比敌机高了，就推机头，刚要瞄准攻击，还没来的及，敌人又一下转过来了。我也迅速地紧跟上敌机，把光环锁住敌机。我用的是超近距，可以看出来，光环拉到前面，把光环往后一缩就开了炮。三炮齐射，一气打了80多发炮弹。看看炮弹打在敌机的左机翼和机尾之间，敌人跳伞了。我就报告地面：“敌人跳伞了，快点抓俘虏！”然后，我扭转机头对准跑道，飞机滑到南头自行停车，正好油没了。
这次战斗前后不过1分钟，韩德彩落地后看见长机因为起落架放不下来，斜停在跑道东侧。他跑过去向长机敬礼，两人拥抱在一起都热泪盈眶。韩德彩感到自己对不起张牛科，没有尽到僚机的责任。张牛科兄长般地拍拍韩德彩说：“好兄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把敌机打下来了，真为你高兴！”
饭后回宿舍休息，大约晚上8点以后，参谋长喊：“小韩，小韩，快起来，俘虏被抓到了，快去看看。”他们来到一座平房，那家伙正在吃饭，一见到韩德彩他们，呼得一下站起来，显得惊恐不安。只见他的右脸、右手、右腿都带着伤，大概是跳伞时擦伤的。
这一天，韩德彩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4月7日
今天我又击落一架敌机，照片洗出来后，机械员们马上就在座舱旁绘上了第五颗红星。他们对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敌机，有时甚至比我们还高兴。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呢？只有在革命大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人们，才能把别人的幸福也当作自己的幸福，作为自己最最愉快最高兴的事......我是多么热爱我这个大家庭，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多么好啊！......
9.索要俘虏费席尔
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费席尔当时降落在辽宁省凤城县石头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已经被当地民兵团团围住。到下午5时许，处于同一机场的苏联收容组先一步到达了费席尔着陆的地点，捕获了费席尔并带回苏军营房。当晚6时许，空15师俄语翻译，奉刘师长的命令，带领师侦察科陈科长和两名武装警卫战士，到苏方航空部队的领导那里索要美国飞行员。在平常，因为工作关系翻译与苏方的领导接触得比较多，讲话也比较随意。但这次是受命来索要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他们马上收起笑容，把脸板了起来。苏方领导假意地回答我方人员，他们从来没听说抓到了什么美国飞行员，故意搪塞。我方人员一再强调，我方已经接到地方政府和我方收容组的报告，很多目击证人证明，机场的苏方部队确实捕获了伞降逃生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带回了苏方的营房。在中国的土地上捕获的任何俘虏都必须交给中方，不交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苏方一定拒交，我方会将此事上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苏方看到我方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手里确有证据，他们就开始改变口气，故作姿态地说，要问问他们的侦察科长是否知道此事。他们的侦察科长过来后，苏军领导介绍说，这位侦察科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侦察英雄，非常精明强干。他们故意问这位侦察科长是否抓到了美国飞行员？如果抓到了为什么不报告？从他们对话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位苏军领导示意该科长承认此事。然后，经过他们商议后，同意交出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我方马上问：那个飞行员现在在哪里？请马上交给我们。这位科长回答，现在关在禁闭室里。可以跟随他去领人。
来到门口站着两个持枪苏军士兵的禁闭室，我方人员看到美国飞行员费席尔蹲在一个角落里，看上去他的个子很高，大约1米8以上。他看见中苏双方人员走进室内就马上站起来，显得十分恐慌。苏军侦察科长同他说了几句俄语，从感觉看，他似乎没有听懂。我方问他：“你是被什么飞机打下来的？”费席尔说：“我是白飞机打的。我打的白飞机，白飞机打的我。”苏军的飞机都涂有保护色。他们也无话可说了。
我方翻译用英语大声说“跟我走！”他听懂了，跟着出了禁闭室，费席尔被押回我方营区。
把费席尔带到师首长会议室，刘师长、崔政委、吕副师长等均在座。室内灯光很亮，这时看到费席尔更加恐惧，全身颤抖，几次叫他坐下，他都不敢落座。稍顷，他要求上厕所，领他到走廊一侧的卫生间，他从前左胸处拉开一条很长的直到右脚面的大拉链，将飞行服迅速脱下......
上完厕所，他神色恍惚地回到了会议室，又几次让他坐下他才勉强坐下。这时他才比划着示意他太饿了，想要吃东西。警卫员很快给他端来了煎鸡蛋、馒头和鸡蛋汤，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光了。
师首长开始简要的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这时，翻译让他写在了一张纸上；
又问“你是哪个飞行联队的？”
“美国第15飞行联队，基地在大邱（距釜山很近）”；
“你到我们机场来过几次？”
“来过好几次”；
“你知道这次是谁把你击落的吗？”
开始他默不作声，稍后他用手在鼻子前面做了一个手势，大意是说“大鼻子”（苏联）的飞行员把他击落的。师首长对他说：“你是被我们最年轻的飞行员韩德彩击落的。”费席尔听后，脸上表现出疑惑的神情。他低头回忆片刻，便提出想见见这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当年仅19岁的韩德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看着这个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凝视良久，说不出话来。当告诉他就是这位中国飞行员把他的飞机击落时，他一下子惊呆了。韩德彩离开后，他沉思片刻，然后说，“了不起，了不起！简直不可思议......”
在向他要飞行证件时，他又用手在鼻子面前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大鼻子”收走了他的证件。于是，刘师长又让翻译和陈科长再到苏军领导处索要证件。在交涉过程中，苏军强调俘获的飞行员已经交给中方了，他们留下证件，是准备向上级报告的，不能再给了。我方强调，如果没有证件将无法讲明俘获的人员是被我方飞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另外，没有证件做依据，怎么向上级移交及以后怎么审讯呢？几经交涉和说服，他们才交出了费席尔的“飞行员证”，及用中、朝、英文印刷的“救援证（即事先准备好的被俘虏时的‘救援书’）”以及费席尔驾驶的F-86飞机的彩色图片等物品。我方人员把这些物品带回以后，空15师领导一一认定，并继续审讯到晚上10点左右。
翌日，空15师将费席尔连同证件一起送到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击落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的消息公布后，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空军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10.狡猾的费席尔曾经逃跑了
费席尔在中国东北的一所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他发现监狱里还有其他美军战俘。其中两名就在他的狱舍隔壁。不老实的他开始设法与这些战俘取得联系。这些战俘包括自称被自己一架F-86战斗机意外击落的飞行员麦肯齐。费席尔还设法通过秘密方式与另外一名战俘黑勒取得了联系。监狱方面发现了他的行为，把他叫作“活跃分子”，把他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里，使他无法与其他战俘串通一气。
很有心计的费席尔决定改变策略，做一个“模范”战俘，以骗取监狱方面的信任，以使监狱放松对他的监管。
很快，试图逃跑的费席尔在床的末端发现了外墙。周末到了，费席尔用一枚图钉悄然挖墙，一直挖到一块砖为止，然后，他用力把砖推了出去。
翻墙的时机到了。他先把两只脚从洞里伸出去，然后，整个身子挪出去。外逃的他开始向我军米格战斗机基地走去，试图偷一架米格战斗机升空逃走。然而，他看到战斗机基地有我军士兵守卫着，于是，他决定老调重弹，装作苏联人蒙混过关。可是，警惕性很高的卫兵没让他靠近飞机。无奈，他只好转身走开。下一步计划，他想找到附近河流，准备偷船溜走。
他终于走到一条河的河边，然而却没有船渡河。他只好游了过去，弄得全身湿漉漉的。接着，他沿着铁路线逃到了一个小镇上，试图坐上南去的火车外逃，然而，监狱方面发现他逃跑后迅速展开追捕。他很快被逮住，戴上手铐，被带回了监狱。
11.44年后，当年对手在上海聚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韩德彩继续在空军服役，历任大队长、副团长、师独立大队大队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1983年5月至1993年任南空副司令员。1991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1993年离休。
韩德彩将军
费席尔被俘两年后获释。返回美国后，他仍然在空军服役，后升任上校作战官，1978年退役后开始经商。
后来，离休后的韩德彩得知老对手费席尔的近况后，通过“飞虎队”的朋友带口信给费席尔。当他得知韩德彩的盛情邀请后，费席尔非常激动，他早就有到中国来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韩德彩的邀请，正好满足了费席尔的多年心愿。
1997年10月18日，费席尔作为“飞虎队”旅行团团员来到中国，他一到中国，就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记者们纷纷要求采访他。
这天晚上7点半，费席尔准时到达上海天益宾馆。“这就是你要见的韩德彩将军。”当有人向他介绍韩德彩时，头发已经花白了，有些驼背但依然很精神的费席尔马上向韩德彩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两人热烈握手、拥抱，真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
1997年10月18日韩德彩和费席尔在上海会见后合影（左起第二人为费席尔，第三人为韩德彩)。
四十多年过去了，费席尔仍记得曾经的对手韩德彩，谈到当年的往事，费席尔说：“我曾在苏联《红星报》上看到过一版关于韩先生的事迹。这也是我得到的韩先生唯一的消息。”接着，他回忆说：“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美之间不应该对抗！”费席尔深有感触地说：“在我的心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在一起。”
相逢一笑泯恩仇
韩德彩将军笑着说：“我们谈过去是为了将来，过去我们打过仗，今天我们是朋友。”费席尔激动地把两手合在一起，成握手状说：“是的，我们永远是朋友。”
1997年10月17日，韩德彩（右二）、朱容芬 （右一）夫妇在上海天益宾馆会见费席尔（左一）。
这就是两位昔日对手之间的一段特殊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