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出航震海空，叛徒被惩得其咎
--记李纯光、胡英法创造的一场海上空战范例
儒 子
写在前面的话：
1月9日，是两位英雄飞行员一生难忘的日子；
他们是空军航空兵第24师70团的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
55年前的这天，他们创造了一场海上空战的范例。
一、要打一架运输机？
1966年1月9日凌晨3时；
福建前线某野战机场；
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空军航空兵第24师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像往常一样，检查完飞机，又开始熟悉敌情通报，预想敌机的来向和来法，研究截击措施。
东方翻起晨曦，繁星收回疲劳的眼睛，只剩下一颗启明星闪着白光，飞行员们进入值班室待命。
“叮铃铃......”；
值班室战备电话暴响；
飞行员们“唰”的一下全都站起来，准备上飞机；
副师长薛伦跑上去拿起话筒；
“薛副师长，准备打一架C-47运输机”电话是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值班员打来的；
“是！准备打一架C-47运输机！”薛副师长重复着作战命令；
薛副师长还没有放下电话，李纯光就奔过来，急切地问“副师长，谁来打？”
“研究一下再说”，薛副师长回答道。
“报告副师长，我来打！”李纯光急切地请战。
这时，其他飞行员们也围过来纷纷请战。
“不要争了，先做准备吧。”薛副师长平静地下达了任务。
顿时，值班室沸腾了。有的猜测为什么要打运输机，？任务会交给谁；有的在查阅作战资料，研究敌机性能特点；有的在预想作战区域和战术动作。
早饭后，李纯光跑到指挥所去摸底，在标图板上看到，通往台湾的航线上，有五、六批次30多架美制高速飞机佯作训练，李纯光想，这一次非同小可，弄的不好，打不掉敌运输机，空战就开始了。因此，得多准备几手。
回到起飞线，福州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来机场作战前动员，李政委讲，这一仗不仅是个军事行动，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打好。要坚决、干净、彻底消灭敌人。
动员之后，战斗任务明确地交给了李纯光和胡英法等同志。福空保卫部赵部长，走到李纯光面前，郑重地说：“老李，一定要把敌机上的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能留！”李纯光点点头，开始战前协同。
领航员何燕雄告诉李纯光“这次出航，表速800，高度500，航向120度，隐蔽出航，保持无线电静默。”
“明白！”李纯光答的非常干脆。
二、原来是要惩处叛徒
正当福建前线空军部队紧张备战的时候，逃到马祖岛的吴文献等人却在焦急地等待着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
原来，这三名叛徒刚刚做了一件丧失人性的事。
这起叛乱的主谋是吴文献、吴加珍和吴春富。吴文献是领航员，另外两人是轮机兵。
1966年1月8日深夜，福建前线驻霞浦守备第7师下辖的闽北船运队第2中队的4艘美制50吨LCM型登陆艇，奉命从福州马尾港装运一批物资前往宁德地区霞浦县古镇。登陆艇编队以10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行驶到接近台湾方面占据的马祖岛附近海域时，为了防止遭到马祖国民党守军炮火的射击，编队依预订的航行计划实行了灯火管制、摸黑航行。
位于艇队最后的是F131号登陆艇，该艇共有10人，分别是艇长甘九郎，信号班长魏献美，船员陈振新、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杨保，以及领航员吴文献、轮机员吴珍和高射机枪射手吴春富。最后这三位吴姓战士都来自福建省莆田埭头镇，算是老乡，而且一同于1964年参军，因此关系很密切。
三位莆田老乡中，19岁的吴文献年纪最小，但初中毕业、文化程度最高。在服役期间，他多次利用部队的收音机偷听台湾方面的心理战广播，对大陆的制度和现实逐渐产生不满，且又被台湾方面许诺的高额叛逃奖励所迷惑，最终决心叛逃。
吴文献先后拉拢了吴珍加（20岁，初二肄业）和吴春富（21岁，小学一年级，共青团员）。在经过了数月的精心策划后，3人决定利用这次运输货物的机会实施武装劫船，逃往敌占岛。1月8日深夜的这次任务途中，在登陆艇实施灯火管制后不久，3人突然杀害驾驶登陆艇的艇长甘九郎，随后趁着其余6人都在船舱内毫无防备之际，使用冲锋枪大肆扫射，将其他人全部杀害。
三、马祖吓了一跳
其后，F131艇由吴珍加驾驶，以最快速度驶向马祖。在这艘小型登陆艇靠近马祖半洋礁附近时，时间已是9日凌晨0时30分。15分钟前，马祖的国民党守军雷达监视员就发现了F131艇的行踪，随后观测到这个海上小目标正在向本岛接近，距离约3000码（约2743米）时，雷达员立刻向值日官报告，马祖防卫司令部（以下简称为马防部）随后发出了紧急战斗警报，并且令海侦第3组派炮艇1艘、船舶连派LCM登陆艇2艘、5411部队橡皮艇2艘、两栖侦察队橡皮艇1艘加以监视。
凌晨2时左右，F131艇接近马祖的铁板、津沙南侧海面约1200码处，这里是马祖海岸马祖澳的警戒线。该艇随即减速，低速进入雷达死角区。此时，马祖南竿、北竿、高登的所有明碉暗堡都已经接到紧急戒备的命令，轻重火炮、各型机枪的射手已经按照指示进入战斗状态，监视着海面的动静。凌晨2时30分，南竿岛上2具探照灯照向F131艇。在灯光照射下，马祖的艇队已经对F131艇形成了包围之势。国民党军官兵发现该艇打开了照明灯，而且在桅杆上升起了一条白床单，因此推断该艇并无敌意，随即接近该艇并引导该艇驶向马祖岛。3时左右，国民党官兵接近登陆艇准备登艇搜查时，看见船舷黑板上写着：“起义投诚，望君接应”8个大字。登艇后，国民党官兵看到三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年轻人走到甲板上迎接他们，这几个叛徒神情略显紧张，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手枪。
在随后的搜查中，国民党官兵发现舱内一片狼藉，处处都是弹痕和飞溅的血迹，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卧在舱内，而另外2人则不知去向。经过清点，艇上的各种武器和物资共计：54式高射机枪2挺、备用枪管2支、柴油54桶、军用海图44张、56式冲锋枪4支、54式手枪1支、51式信号枪1支、冲锋枪子弹832发、铁箱装高机子弹20箱（每箱500发），木箱装高机子弹2箱（每箱180发）、手榴弹2箱以及一批被服。
F131艇上的部分武器
1月9日凌晨，吴文献等人最终登上马祖。台湾政战部门先把他们安顿到“复兴招待所”，后来考虑到要保密，又急忙将其转移到专门接待叛逃人员的所谓“义民接待站”临时安顿下来。艇上的五具尸体则在当天予以草草掩埋，没有立碑。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方面的记录中，吴文献等人并未详细供述另外2人的下落。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2人在与叛徒的搏斗中落海牺牲；一种是2人见势不妙跳入海中想游回大陆但不幸牺牲。
同时,国民党军迅速派人清洗船上的血迹并修补船只的损伤处，并严加看守，不准闲杂人员登船。此时，登陆艇上形形色色的文件、物品等装满了七大麻袋，送交反情报队专责处理。
这是天亮后F131号登陆艇正在驶入马祖港口
马祖方面随即对吴文献等3人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在初步了解了这几个“义士”和“暴动”的情况后，马防部立即火速将情况电告台北。
三叛徒
四、叛逃事件惊动中央
福州军区获悉叛逃事件后，随即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叛徒的计划，并于凌晨上报中共中央。
1月9日早晨，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该作战方案。
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指示解放军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
于是中央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做出具体部署。
五、台湾、马祖上演争功把戏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可是“中共海军”首次向国军“投诚”！在以往长达10多年的两岸对峙中，台湾方面的战绩一直乏善可陈，因此这次事件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值得大肆吹嘘的“丰功伟绩”。没有丝毫迟疑，台湾方面迅速上演了一场“多方争功”的大戏。
首先跳出来争功的自然是直接当事人——马防部。走马上任不久的马防部中将司令官雷开瑄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F131的“起义来归”，直接原因是他主导“收复”亮岛——派兵占据福建沿海靠近马祖海域的这个无人荒岛。
雷开瑄在他的邀功报告里沾沾自喜地称“中共沿海运补皆在我方监控下，亦不敢再至亮岛海域入渔作业。夜间运补行经北竿、亮岛间，船队均熄灯通过。亮岛归我方控有不到一年，殿后的F131就趁灯火管制毅然举事的主因。”云云。
不过，根据吴文献等3人交代，他们是收听了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早在3个多月前就“决心起义，投奔自由”，然后趁着夜间杀害其他艇员夺艇叛逃。因此，台湾的政战部门认为自己才应该分得头份大功。然而，政战部认为这份功劳还不够大，进一步妙笔生花，大笔一挥将7名死者中除3名干部外的其余4人也划入了“义士”的行列，硬生生虚构出了一个众“义士”奋起夺艇，格毙“匪干”的起义神话。不过，在马防部提交给台北的正式报告中，7位死者都编列于《被击毙匪官兵名册》中，最终大陆方面也是根据内线提供的这份资料，追认7人为革命烈士。
马防部安排给三叛徒理发
在台湾空军方面，该部本来和此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利用高层急于将几个叛徒接运到台湾进行宣传的心理，也加入了争功的行列。按照马防部最初的安排，三名叛徒参加欢迎晚会后，由马防部海军副司令陈安华于1月9日晚间安排北巡支队，让“义士”们乘坐阳字级驱逐舰返回基隆。实事求是地说，这应该是当时最稳妥安全的方法了，如果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那么我方几乎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案。但是，台湾上下争功心切，迫不及待地命令空军派出飞机立即将3人接到台北，这就给了台湾空军一个分蛋糕的机会。
1月9日凌晨6时30分，台湾“国防部”迫不及待地通过台北广播电台向外界播出了这一天大的“喜讯”，拉开了海峡两岸斗智斗勇的一出大戏。
3个叛徒和10多名国民党军官已经于1月9日当天伏诛
虽然三叛徒与10多名国民党军官已经于1月9日当天伏诛，但是1月10日出版的台湾各大报纸仍然大肆吹嘘这次“起义”。
台湾空军总部在接到上峰命令后，立即指示驻台北松山机场的空军行政专机队待命机出发去马祖执行接运任务。于是编号为49648的C-47运输机便仓促上阵，被拖出了机库准备出发。由于事出突然，而且1月9日当天是星期天，机组人员根本没想到会临时出任务，机场只能到处找人。松山基地指挥部大队长张麟德与专机中队长苏骧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四处打电话急召轮值正驾驶周永隆、副驾驶张明海、领航员李孔修、通信官刘明德、机工长屠治华等人马上赶到松山基地。其他人都先后到齐，但是周永隆却不知去向。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台湾空军方面最后只能从专机组临时抽调飞行员韩克和替补。台湾“国防部”的3名代表登上飞机，“总统府侍卫长”胡炘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并且亲手递交一封蒋介石写给雷开瑄的亲笔信，主要内容就是让马祖方面马上安排3个叛徒乘坐这架飞机返回台北。
C-47起飞前，国民党“政战部”主任唐守治和执行官王升曾立即电询空军总部：“返航有无空中掩护？”台湾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自信满满地答复：“台海24小时均有高空巡逻，可以保证安全。”实际上，台湾空军并未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接运的安全。
台湾“总统府侍卫长”胡炘写给马防部中将司令雷开瑄的亲笔信
8时37分，C-47飞抵马祖空域。座舱之内，驾驶员韩克和虽然技术拔尖，但他毕竟是临时被抓差的，整个人不在状态；二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心理压力极大；三来机组人员相互不熟悉，配合不好；另外马祖的北竿机场是由蜂窝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长度仅为1200米、宽约 50米，对于C-47稍嫌过短。所有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C-47着陆时操纵失误，结果一侧轮胎爆胎，起落架折断，机翼翼尖擦地，差点失控冲出跑道坠入大海。韩克和最终有惊无险地刹住了飞机，但该机已无法执行任务了。
49648号C-47降落時爆胎，起落架折断，翼尖着地，险些冲出跑道坠海
台湾空军总部没有放弃这次争功的机会，继续准备下一轮接运任务。上午9时30分，马防部先后接到台北“国防部”电报，转知台北已经再次派出专机。这次，台湾方面派出了一架PBY-5A“卡塔琳娜”型水上飞机，其目的一方面运送维修C-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运送台湾“中央社”记者去抢消息。降落马祖后，维修人员对C-47进行检查，认为一时难以修复。此时，有人提议用这架“卡塔琳娜”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不过意见被否决。因为除去机组人员外，PBY-5A型飞机的最大载客量仅为8人，无法一次运送叛徒和其他所有人员——马防部、政战部、情报部门和新闻媒体的陪同人员一个个争前恐后地要跟着叛徒一起飞抵台湾，生怕自己部门的大功被其他人抢走！
台湾的PBY-5A“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万般无奈之下，台湾军方只得从驻嘉义的空军第4联队的“海鸥救护机中队”抽出一架编号为1021的HU-16（也称SA16）型“信天翁”水上飞机去执行接运任务。该机可从陆地跑道起降，也可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进行水面滑行起降。机上有两台莱特公司R-1820-76星型活塞式发动机，单台功率1425马力，最大飞行速度379千米/小时，最大装载量22 人，航程4589千米。这种飞机低空低速性能非常好，喷气式战斗机很难瞄准攻击，去执行这种任务可谓万无一失了。
台空军第4联队“海鸥救护机中队”的HU-16“信天翁”水上飞机从陆地机场起飞的情景，
救护中队之内，机组人员采取“待命组”与“预备组”交互轮替待命出勤。10点50分刚过，突然警铃大作。得知要进行一场风光无限的接运任务之后，两组人马争先恐后地跑向水上飞机，机长陈秉锐少校、副驾驶廖运棪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通信官唐隆刚上尉、机械师高正等人都跑在前面，而随机医护员文济时上士为了抢功劳，竟然硬生生地将资历较浅的另外一人强行拉下来。最后，“预备组”抢得了正副驾驶的位置，“待命组”则占了领航、通信、医务和机械等四人。
这是1021号HU-16“信天翁”1月9日当天出航的6名机组人员，上排左起分别是通信官唐隆刚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副驾驶廖运棪上尉（此3人均死后追赠少校），机长陈秉锐少校（死后追赠中校），下排左起医护员文济时上士，机械师高正士官长（此2人均死后追赠少尉）
嘉义距离马祖的飞行距离约205公里，该机于12时11分顺利降落在马祖沿海。“信天翁”飞机降落不久，台湾军方即开始实施频繁的无线电佯动，企图迷惑解放军，并且试探我方的反应。
HU-16（1021）停泊在马祖岛马港天后宫左前方、储水水库下方的海边等接运准备飞往台湾的3名叛徒和随行人员。
图：HU-16（1021）停泊在马祖岛马港天后宫左前方、储水水库下方的海边，正在等待接运准备飞往台湾的3名叛徒和随行的人员。
六、福州我军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惩处叛徒的准备工作
就在台湾方面一片忙乱之际，我方的反击之剑已经出鞘。
此时，福州军区空军则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惩处叛徒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9日清晨，天色还未大亮，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诚，向其通报了发生的叛逃事件，同时要求军区所有的沿海雷达站和观测所密切监视马祖敌军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向他本人报告情况。
1.关于战斗力使用问题
放下电话，曾幼诚整理思路：国民党要把叛逃者接到台湾，但究竟怎样去不清楚，如果用飞机接，空军有没有办法将其击落？曾幼诚迅速将这个紧急情况逐级上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意识到军情重大，遂紧急请示周恩来总理。曾幼诚回忆，因为马祖离台湾很近，飞机起飞后，很快便会到达，周恩来总理很清楚这个任务极不容易完成，所以指示十分客观。
接到指示后，空军司令员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福空指挥所便成为截击作战的具体执行者，当即开始部署作战任务。当时，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歼击机仍然是歼-5，这是一种轻便灵活的战机，定型于1956年，由沈阳飞机厂生产，仿制苏联研制的米格-17Ф喷气式战斗机。歼-5易于操纵，人机结合度高，火力凶猛，实战中屡立功勋，很受飞行员欢迎。台湾国民党空军当时装备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是美军曾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1959年该机有一批出售给国民党空军使用。歼-5是高亚音速战斗机，到1966年，与国民党空军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存在着技术上的代差。但解放军空军更加先进的歼-6式战斗机，也已经开始装备福州军区的部队。歼-6式战斗机，是通过测绘仿制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由沈阳飞机厂制造的解放军空军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曾长期担任我空军的主力战机。从性能上来说，歼-6的原型机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在苏联只是一种过渡机种，并不太受重视，但我国由于短时间内没有其他机型可用，故此只能对其进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样一来反而使米格-19设计潜力较大的特点得到了体现。优秀的飞机设计师陆孝彭甚至依托它开发出了一代名机—强-5喷气式强击机，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反观当时国民党军使用的F-100战斗机，美军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反而因为它事故频出而十分头痛。这是因为它最初的试飞员为迎合官方尽快定型的意图，没有真实反映飞机的问题。这种飞机装备部队后，很快被反映存在稳定性和控制方面的问题，当机翼挂有副油箱时问题尤为严重。结果，最早的一批被全部停飞，重新设计尾翼后才投入使用。也正因为这种飞机毛病太多，它在美国空军中服役时间很短。因此，福建前线解放军的歼-6和歼-5混合机群，面对台湾的F-100战斗机群，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数量上都已经略占优势。也正因如此，曾幼诚等空军将领对于打这样一场截击战是毫无惧色的。实际上，福空指挥所调动用来截杀国民党方面运送飞机的战机，便是空二十四师的一对歼-6双机（沈学礼、杨才兴）和一对歼-5双机（李纯光、胡英法）。
2.关于战术和保密问题
随即，福空指挥部发出命令：各雷达站调整雷达天线方位，全部指向马祖方向，并准确地向皮司令员报告了先后有3架飞机先后降落在马祖的情报。
此时，福空不知道C-47运输机受损的情况，但是准确判别出2架水上飞机抵达的情报后，将监控水上飞机作为接下来战斗的重中之重。因为水上飞机飞行高度较低，而我军沿海的雷达站往往设在山上，存在一个盲区，很难发现贴着海面低空飞行的飞机。
因此，福空指挥所决定将距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君山雷达站作为监控敌军动向和指挥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下令雷达站全天只盯着马祖岛，并命令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这样，马祖方面的飞机一起飞，雷达就能发现。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直线电话通信线路，福空立即与地方电信部门协调，将福建省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划做指挥专线，以保障战斗。
福州军区考虑到国民党军也在通过雷达，观察所和无线电监听监视我方的一举一动，因此严令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可是，如何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进行地空联络，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呢？福空采用了当年朝鲜战场的战术：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类似摩尔斯电码）来代替话音通信。不知情的对方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译内容。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到当天中午12时，福州军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驻福州义序机场空军航空兵第24师的2个机组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包括空24师70团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的歼-5战斗机双机，副中队长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战斗机双机。四架喷气式战斗机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全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福空指挥所调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携带所获得的所有目标信息以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及时地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参战飞行员。
七、准备出航
时间刚过8点，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成电话传达周总理和军委指示；
起飞线上，一架架战鹰待机出航。
李纯光一般热流，暖遍全身。只见他跑步到达政治部主任杨志福面前，掏出钱包和存折，取下手表，十分激动地说：“杨主任，党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这次上去，如果炮弹打完了，我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如果我回不来，这就是我最后的党费。”
这位16岁参加革命，经受过解放战争考验的钢铁战士，他冲破文化关，苦战技术关，终于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8点45分，敌C-47飞机1架，从台湾飞至马祖岛降落。
“铃......铃......”警铃发出急促的声音，这是一等战斗准备的命令，这是冲锋上阵的号角。 空地勤人员紧张地注视着信号员。
可是，指挥员迟迟没有下达“开车”的命令；
原来，敌机在下滑降落时，擦了翼尖，不能起飞了。
“熊包”，李纯光狠狠地骂了一句，离开驾驶舱。
八、欺骗--佯动--再欺骗--再佯动......
此时，马祖方面正与台湾方面通过无线电进行各种欺骗和佯动，使用明语呼叫：“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回复：“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未发现福州方向的解放军有异动，随后马祖方面再次使用明语向台北喊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为了迷惑解放军，马祖方面让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在13时30分左右先行起飞返台，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
九、坚定沉着的福空副参谋长曾幼诚
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平潭岛上的雷达监控人员便向后方呼叫：“看到有飞机起飞了！”福空指挥所马上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早就坐在飞机机翼下待命出击的几位飞行员立即进入座舱，启动发动机，等候起飞的信号。但是，曾幼诚副参谋长冷静地根据雷达上的回波作出判断。他觉得这架飞机飞行高度过高—高得甚至有些过分，招摇过市，很像是个诱饵，应该不是我们要打的目标。然而，在当时谁也不能保证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一旦错过战机，这些叛徒就很可能会逃之夭夭。
曾幼诚副参谋长紧盯着雷达标图，眼看着第一架飞机越飞越远，最终也没有下达进一步命令，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好在过了一段时间，从我各个观测所对马祖的监视情况看，国民党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松状态，仍然在不断进行无线电佯动，这说明我方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
从马祖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见HU-16水上飞机停泊地点附近的天后宫，地图的左上角就是大陆沿海，
十、又是佯动，又是静默
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马祖方面除了无线电佯动，始终再未有飞机起飞。14时30分，台湾“政战总部”终于沉不住气了，来电催促“义士”们及早登机赴台，不必与记者们见面了。马祖方面随后就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此期间，从台湾又飞来了1架台湾新闻媒体的包机——这些台湾记者为了抢新闻跑得真快。
由于早上抵达的“中央社”的记者已经将采访当地得来的第一手新闻以“号外”的形式发回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媒体也纷纷大显神通，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时报》、《台湾新生报》及《青年战士》等四家媒体合租了1架华航的PBY水上飞机，飞往马祖去抢新闻。
14时50分，华航的水上飞机在海面着陆后不久，刚好遇到3个“义士”在10多名国民党军官的簇拥下登上HU-16。兴奋的记者们立刻向“义士”们挥手喊话致意。同时记者们也没忘记自己的本职，各种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几个叛徒前后拍个不停。
叛徒们有的满脸喜气，有的则略带紧张，还有对未来“新生活”的一点期望，他们换上了新衣服，批上了“驾艇起义英雄”红绶带的3个叛徒在国民党官兵的簇拥下走向等候着他们的水上飞机，踏上一条不归路。
叛徒正在国民党军官的带领下乘坐小船登上HU-16水上飞机
吴文献等一行人登机后，HU-16并未立即起飞。随后，马祖方面一反常态也开始了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直到15时30分，国民党军认为危险期过去了，HU-16水上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启动暖机。5分钟后，该机起飞。
此时此刻，记者郭惠煜用当年最新式的长焦镜头拍下了水上飞机关门、破浪滑行和起飞的最后身影。
HU-16起飞时，岸上一名参谋抓起电话大喊“起飞了！”
十一、敌变我变，设置多种截击敌机预案
福州：敌变，我变。
当台湾又派来一架PBY型飞机飞到马祖时，李纯光和胡英法又进入一等战备；可是敌机许久没有起飞的时候。
10时50分，敌HU-16型水上飞机一架，由台湾嘉义起飞；
12时08分，在马祖降落，我侦察分队的高倍望远镜，死死地盯着这只“水鬼”的动向。
此刻，福空指挥所根据多种情报判定：三名叛徒一定会乘坐水上飞机到台湾；
根据敌情变化，我指挥所人员又与李纯光等研究了新的打法：
如果敌机多批多架出动，就对准运载叛徒的HU-16型水上飞机，集中力量打；
如果敌机降落水上，就用打地靶的方法，实施攻击；
如果是在远近海作战，引导雷达看不见就综合利用警戎雷达显示情报，由领航员熟记我机出航数据，根据航线特点，实施推测引导；
同时，李纯光、胡英法还专门熟记敌水上飞机的颜色、数据、性能，准备了打地靶的“绝着”。
“绳套”已经编好，只等敌机来钻。
不久，敌机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试探我方动静。
马祖：“我们准备好XX起飞”；
台北：“按时起飞”；
一会，马祖又喊：“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未能按时起飞，现已准备就绪，XX时准时离陆”；
台北：“可以按时起飞”；
就这样，敌人连续三次无线电佯动，我方无线电却始终寂静无声，我机也没有起飞；
此后，敌无线电像死一样的静。
太阳已经偏西了，李纯光和战友们从接受任务之后，已经紧张地度过了六七个小时 ，连续5次进入一等，都没有起飞。但他们的战斗意志却丝毫未减。
十二、严惩叛徒的时候到了
14时08分，我指挥所获悉敌人准备起飞返台；
15时35分，在我高倍望远镜的光圈内，敌人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
15时38分，我雷达发现：马祖东南7公里处，敌机1架，高度200-300， 时速220-240，航向120，直向台湾飞去；
立即，我指挥所首长命令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的歼5型飞机起飞截击，副中队长沈学礼、飞行员杨才兴驾驶两架歼6型飞机起飞掩护。
“砰砰砰”，一串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李纯光、胡英法像出口的炮弹向飞机冲去；
沈学礼、杨才兴似离弦的箭，朝战鹰跑去；
李纯光左手加油门，右手稳住驾驶杆，“呼”一声滑出起飞线；
紧跟着，其它三架战鹰也滑出、起飞；
4架战鹰滚雷似的，拔地而起，直奔战区；
进入海上，李纯光和胡英法忽然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就像掉进深坑一样，很不适应；
前面又出现云层，越往南飞，云越多越低，能见度越差。如果按照出航前规定，在云上飞行，肯定发现不了敌机，完不成任务；如果用无线电请示，就会暴露我机拦截的企图；
怎么办呢？
李纯光深深知道，击落敌机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完成任务，自己果断处置是完全正确的。他毫不犹豫地一推驾驶杆，一头钻到云下距离海面300米高度，贴着云底飞行。
这时，机上云雾层层，机下大海茫茫，机上机下，云水相连，飞机好像在浪谷里颠簸，机翼似乎贴着了浪尖，机头也像是在往海里钻。明显感到有些错觉。
李纯光警告自己“相信仪表，保持航向”；
不久，他们就适应了海空特点。
只见长机开道，僚机紧随，燕子没有那样轻盈，海鹰没有那样敏捷。两名空中健儿，就像一对猛虎，正充满信心地搜寻着，追逐着他们的猎物。
十三、左右开弓，打出空中男儿的威风
出航7分10秒，指挥所用特有键声命令：“航向90度”；
“明白”，李纯光也按照约定通过键声回答；
9分20秒，地面通报“敌机高度300，距离25公里，航向120度。你们减速700”。李纯光收了一下油门；
10分20秒，领航员通报：“敌机高度300，距离20公里，航向125度。”李纯光压杆蹬舵修正了航向；
12分20秒，领航员通报：“敌机正前方6公里，你们减速至400”。李纯光收好油门继续搜索着；
13分15秒，胡英法报告：“右30度，4公里，发现敌机”。
“你上！”李纯光果断发出命令。随即，他也发现右前方有一个黑点；
13分30秒，领航员王文昌传令：“没有发现敌方异常情况，坚决打！”
胡英法听到长机和地面命令，眼睛射出威严而愤怒的光芒，象猛虎下山，闪电航直朝敌机扑去；
2000米；
1000米；
800米；
“咚咚”，胡英法左右开炮，未中；
“打早了”，李纯光着急地喊出声；
胡英法左手一拨减速板旋钮，“哗-”速度猛减至400，距离576米，又开炮，敌机尾部中弹。飞机冲至距敌机140米处，他急蹬左舵，猛拉杆，
“呼-”，胡英法从敌机左后方拉起，两眼一扫，高兴地叫起来“冒烟了”，接着，又叫长机“你继续打！”
此时，李纯光早已减速尾随，修正角度。只见他把速度减至400，高度降至200，距离一直由800，500，缩短至360，敌机的机微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他看着瞄准具光环与敌机的魔影重叠，敏捷地按下炮钮；
“轰轰轰”，三炮齐鸣， 敌机左发动机处，冒起一串白点。李纯光定晴一看，距敌130米，急忙蹬右舵，拉杆，从敌机右后方拉起；
狡猾的敌机，一边紧急呼叫台湾：“我们遇到共军飞机攻击，请求救援”；一边用单发动机降低高度，直往下钻，准备落水潜逃；
由于敌机单发动机飞行，速度越来越小。李纯光也只好减小速度，逐渐减至300，动作量稍大，飞机就抖动，越来越不好操纵。猛然间，他想起放襟翼可以改善飞机操纵性能。想着，他随手将20度襟翼按钮按下。顿时，飞机操纵灵活，最大动作量也不抖动了，速度还能再降低。他柔和地操纵着飞机，运用着陆复飞的一套动作，对准敌机左反扣第二次进入，高度130，速度240，距离500米开炮，敌机尾部起火。李纯光向右拉起脱离。
紧接着，李纯光又推杆，左反扣第三次进入，高度仅40米，速度减至近失速限制，距敌机310米开炮，一条条火龙直射敌机右翼根，一只水上着水护筒飞溅出去。李纯光冲至敌机280米处，拉起来。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打的敌人胆颤心惊，丧魂落魄，
敌机黔驴技穷了，摇摇晃晃地向大海坠去。
李纯光不允许有一个活着的敌人下海。他脚蹬右舵，手推驾驶杆，右反扣第四次进入，开炮射击后，向右拉起脱离；
接着，他又左反扣第五次进入，再次攻击。眼见敌机坠海，无一人漂起。李纯光一阵高兴。可是，飞机距海面只有20米了；
这时，胡英法在100米高度，赶紧提醒长机：“拉起来！”
李纯光轻轻改平飞机，柔和地推油门。机后强大的气流，吹得海浪老高老高，发出“哗-哗-”的响声。
我们的猛将，在没有飞过一分钟海上科目的情况下，左右开弓，打出了海上空战史上的范例。
“上升高度，加油门！”胡英法欢叫着；
李纯光加满油门，拉杆到底，战鹰昂然腾起，一个筋斗翻转，像闪电，直钻云霄，冲上万米高空。回首望了一眼仅距台北70公里的战场，兴奋地喊道“返航啦 ！”
“回来了！”机场上千百双眼睛期待着；
“回来了！”战友们欢呼着，跳跃着；
飞机刚刚着陆，大家一起拥到两位英雄面前：“打的好！”“打的真漂亮！”
十四、台湾、马祖开始甩锅
此刻，台湾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
报丧的电报传至台北，HU-16被击落，17人葬身鱼腹，蒋介石最宠爱的“活情报”--空军情报次长（相当于副司令）和他亲封的“克难英雄飞行员”，还有叛徒吴文献等窃走的我福建前沿军事资料全部报销。
真是：损兵折将，鸡飞蛋打一场空。
可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怀着侥幸的心理，海、空军一齐出动，30多架F-104、F-86战斗机和数艘军舰，蹿至闽江口以东海域搜寻飞机残阂，打捞情报资料，然而，只有浩渺旷远的滚滚海浪。
等候在台北机场内外的欢迎人群，困了一天，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飞机不幸失事”。几十名记者，无精打采地收起相机，懒懒散去。
此后，HU-16的坠海使得之前的“多方争功”瞬间变成了“甩锅大战”：
马防部中将司令雷开瑄声称自己刚接任不到半年的时间，对情况还不熟悉。而且投诚事件发生后，他认为不要公布，宜低调处理——然而就是政战人员为了争功，要大势宣传，结果出事了；
台湾“政战总部”则将责任完全推给了雷开瑄，同时指责空军护航不力；
台湾空军则反咬马防部没有积极配合空军，并且责怪“政战总部”沉不住气催着要让“义士”赶快返回台湾，导致最终飞机被击落。
最终，这出葫芦案不得不由蒋介石亲自出面裁决。蒋介石先是批示：以后类似事件尊重前线指挥官意见。但雷开瑄因“未安全处置义士”，仍遭申诫一次；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护航不力，同年四月一日去职，空军总司令徐焕升难辞其咎，免去其空军总司令，调任“华航”总裁一职。
一个多月后，HU-16上一名宪兵的尸骸漂抵苏澳附近，被台湾渔民发现。台湾方面检视其皮带上的部队番号，最终确认其身份，但另外16具尸体则再也没能找到。至此，这出闽海严惩叛徒的大戏才算最终落下了帷幕。沉没在台湾海峡深处的HU-16残骸和3名葬身大海的叛徒用自己的故事清楚地告诉世人：妄图用战友的鲜血染红顶戴的叛徒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十五、福空隆重举行祝捷大会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1月13日，福州军区空军隆重举行祝捷大会，韩先楚、叶飞、皮定均、刘培善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国防部发来了贺电并给李纯光、胡英法分别荣记一等功；
空军党委发来了贺电；
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接见这次作战的代表李纯光、胡英法等人时，都称赞“打得好！打得好！”
周恩来总理接见战斗英雄李纯光
胡英法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未完的话：
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刚刚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的我，接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一位处长的电话通知，说是总政治部准备出一套《革命英雄谱》，其中有一卷《威振长空》，需要把李纯光和胡英法打水上飞机的故事写成一篇通讯或报告文学，准备收入本书。
接完电话，我马上把电话记录整理成“承办件”，呈报给刚刚从宣传科长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的季仁容。季副主任阅后直接下达任务：你来完成。
听到季副主任的指示，我浑身冒汗，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任务。
回到科里，我赶紧给时任师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李纯光报告。没想到李副参谋长答应的非常痛快。下午就接受了我的采访。
李纯光是个长相威武的广东人，宽额，大眼，长脸，高鼻梁，高个子。说话时，底气十足。我们谈了两个半天，他不仅讲了整个战斗过程，而且，把他保存多年的资料也送给了我。
于是，1980年的春节我就基本陷在这篇稿子中了。但是，稿子送审时，季副主任非常不满意。自然就被压了下来。
后来，空政宣传部的那位处长连续电话催稿，我只好如实报告。那位处长就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季副主任。当时，科里实在抽不出高手来完成这个稿子，季副主任就让我把那份他很不满意的稿子寄出去了。没想到，《威振长空》发下来时，居然被采用了。现在再看这篇稿子，确实有些汗颜。这就是我在时隔40年后还要写这个故事的缘由。